作者：初建

　　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写了这么一段事：日本鬼子进了北平之后的一天，祁家老大瑞宣到他兼职教课的天主教会学校去上课。在学校里，瑞宣问一位神情傲慢的“意国的窦神父”，中日战争将要怎么发展？那神父轻蔑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改朝换代是中国史上常有的事！”瑞宣从神父脸上看到了对失败者的轻视和污蔑，一声没出。然后，写了张纸条让人交给神父，他辞职了。

　　瑞宣的辞职，代表了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的骨气。那么，“意国的窦神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轻蔑又代表了什么呢？

　　在近代史上，中日两国曾有过类似的遭遇，都曾在西方列强坚船巨炮的威逼下被迫开放门户，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在西方列强眼中是同样的愚昧和落后。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西方人认为中国更加辽阔，更加富饶，是一个更加值得抢占和瓜分的市场。而日本，则是一个进入中国的“中转站”。比如美国佩里准将最早要求日本人签定的条约中，明确提出日本应允许进出中国的外国商船加煤、加水，提供给养等等。

　　然而，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中日两国 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中国，以慈禧为首的满清贵族颟顸无能，面对外辱不思自强，一味地维护封建王朝的利益，以割地赔款等屈辱方式“结与国之欢心”，因而一弱再弱，备受欺凌。而日本在被迫开放之后，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强大，萌生了学习效法之心，开始了“明治维新”，走上了一条“富国强兵”之路。

　　日本人学西方，不仅学其强大，更要学其蛮横。日本人之“强兵”，不仅要拥有一支现代化的、能够抵抗外敌入侵的军队，更想要拥有一部能够“开拓万里海疆”、掠夺欺压他国的战争机器。与中国人讲求“中庸”、“以和为贵”的哲学理念不同的是，日本文化以尚武为荣，以残忍地杀害他人也不惜残忍地自杀的武士道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日本人。据记载，明治天皇非常喜欢阅兵，喜欢用一只子弹壳做成的烟嘴。这样的做派，对普通民众和西方人的心理暗示是不言而喻的。至于说武士道，更让西方人惊诧莫名。1856年，一艘法国船在大阪强行靠岸，登岸的水手与当地人发生冲突，有13名法国人被砍伤亡。在法国的强硬交涉下，日本当局同意惩罚凶手。此时，有13位日本武士自愿以切腹的方式承担责任。切腹那天，法国人应邀出席。本以为只是看到一场审判的法国人，没想到亲眼看到那些武士是怎样一个接一个从容地切开自己肚子。当第四名切腹者死去的时候，法国人开始呕吐，要求停止。而旁观的日本人，面无表情地看着法国人仓惶而去。

　　就这样，当强硬而蛮横的日本人一次次入侵朝鲜，入侵中国时，西方列强不仅没有出面阻止，相反却商量着怎样与日本人分配利益。甲午战争时，日军海军击沉的运兵船“高升”号，是北洋水师从英国租借的。但对于英国船员之死，英国人没吭声。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日本是惟一的非西方国家，同时又是出兵最多的国家。其他国家军人对日本兵的评价之一竟然是：他们很识货，知道从中国人的家中抢走字画和瓷器。那个时候，看到被烧杀奸淫而无还手之力的中国人，许多西方人士恐怕都会像窦神父那样流露出轻蔑的冷笑吧？

　　时间已过去多年，对今天右翼势力日渐抬头，军国主义幽灵不散的日本，西方人士又怎么看呢？前几天，日本外相麻生太郎说，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只有中韩两国。这一方面表明，日本人低估了各国人民对日本的警惕；另一方面也表明，西方一些国家对日本正在发生的事情采取的默不作声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姑息和纵容日本右翼分子的作用。

　　不过，时代毕竟不同了。从甲午战争以来遭受近百年屈辱的中国人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带来的伤害，不会听任一些日本政客放肆地参拜靖国神社，不会容忍日本人在危害东亚和平乃至危害世界和平的道路上发展。今天的中国已非昔日可比，我们用不着看谁的脸色，也决不惧怕日本人玩弄的那些忽软忽硬的小伎俩。至于某些西方人士，我很想提醒他们，自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一直以能“打败白种人”而自豪。如果有谁分不清正义和公道，被日本人表面的强硬所迷惑，忘记历史的教训，似乎是很该被轻视的。